第十三章（2 / 2）
“我的孩子，你和我一起经历了我放逐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苦难。我必须将我在放逐过程中的心得和你分享才算公平；在编辑大卫圣歌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平静和安逸。我相信，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或逆境，读一读也会让你感到放松和平静。这本书包含了与众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教育、鼓舞和重塑人的精神世界，使伟大的上帝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在以前的放逐生涯中，我就用这种想法教育自己。当国王和国家都遭受浩劫，尤其是我自己困顿潦倒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很抱歉多年以来，我不能陪伴在你母亲和你左右。我必须为国王效忠，而国孝、家孝不能两全。我很难过，但迫不得已。上帝保佑了我们，发生了一连串的奇迹，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国王奇迹般的复位，我也获得了极大的富贵荣华。国王宠爱我、欣赏我，我很高兴。作为仆人，我勤勉、忠贞，保全了我的财富和名节。我心里、眼里除了国王的荣耀和快乐别无其他。我必须坦白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上帝给我的理解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对于国王、对于国家我尽职尽责，但我却没有对上帝尽责，没能记着在困境和放逐的时候，祈求上帝的保佑和救赎，我忘记了我对上帝发过的誓。正因为如此，他让我遭受新的困难，并承受莫须有的罪名。等我垂垂老矣已经无力再和困难做斗争，他又放逐了我。我曾一度中断了写《现身圣歌》，读圣经，但仁慈的上帝把我从懒散的心境唤醒，责备我，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他用我最不希望的方式评判我，把我撵出了阳光灿烂的英国，失宠于国王。没了日理万机、心无旁骛的工作，我流离失所。我感到孤独，我那颗高傲自大、飘忽不定的心回顾过去，难以平静。”他把放逐称作是“上帝赐予的第三次休息，是上帝怜悯我，为我赐福。”他一生总共三次这样休息过。第一次是他住在泽西；第二次是他到马德里出任大使；第三次就是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放逐。从出生上帝就赐予他无尽的祝福。他认为他自己那时最幸福：“上帝赐予每个人荣耀和机会。我们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自己做了什么，别人又都做了什么遭了什么罪。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才能愈合心灵的创伤，坚定信心承受未来的苦难。相信我们遭受折磨上帝会满意，也会适时保护和解救我们摆脱苦海。只有发誓效忠上帝，忠诚正直才能永远获得上帝的保护和救赎。”
好多年过去了，这位老人越来越热切地希望看看祖国、看看故人，别等到无人可看再回去。而且他还有个很大胆的愿望——能够官复原职。他又搬到胡恩，至少是忧郁中的安慰，他离英国又近了一点。他给那位麻木不仁的国王写了一封请求信，希望能死在孩子们身旁。“已经七年了，”他请求道，“即便是犯了最大的罪过上帝也认为能够赎罪了。即便国王再不高兴，七年也够屈辱了，我不能承受也承受了。既然有人想让我死，我最大心愿就是能为自己选择死的地方。”
可事实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耻的国王根本没有搭理这个可怜的要求。胡恩是他颠沛流离的最后一个地方。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死在了那儿，身边没有亲朋，终年六十五岁。
克莱伦登公爵遭贬谪的故事告诉我们，政治家梦想破灭、心灵破碎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
“信上帝别信人！”
“信上帝别信国王！”
看看当代政治历史吧，看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他最近出版的《生活和信件》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政治家的生活。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被基督教堂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成就堪比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议会演说家的成就。他的成功归功于他高尚的道德和他的学术能力，没有哪位财政部长能像他那样激励国人。他演讲简单、直率、朴素，和格莱德斯通先生的预算、和迪斯雷利先生的演讲完全不是一路。在他的简洁和信仰里能感受到他对上帝是多么信任，同时也理解了他的结论是积极探究和理性思维的结果。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个人能平安地应对经济危机。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点儿，就能当上辉格党的领袖。也许他并不只是坚强精神的简单结合体。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文学特点和政治特征更是如此。和当财政大臣相比，他更愿意当《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事实上，编辑工作更对他的脾气。在文艺批评界，尤其在否定文艺批评理论方面，他都是领军人物。他对培根作品的评论见解独到，摒弃了内布尔的陈词滥调。他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合成，他带来的是光明，而不是粉饰。如果你熟悉纽曼博士最新力作《统一语法杂文》，就能从每页中看到完全矛盾的观点，你或许会对他的精神主导思想了解一二。他是传统习俗的破坏者，然而他没能留给后代子孙永久的丰碑。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他写信的时代，写信还是一种艺术，邮费很贵，人们不得不多挣钱才邮得起信。那时的信内容很充实，那种精神是后辈政治家和作家所欠缺的。他谈到同时代的人过于严肃，但也许人们实际上没有他写得那么严肃。单从他的文字上看，他的推理有些过分盲目，他写的是常识，但却透露出他是绝对的天才。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克里米亚的征战也不报任何希望。他无法欣赏和他不一样的天才，他不明白狄更斯和麦考利的作品为何永远受欢迎。他热爱文学甚于热爱政治，他很讨厌议会开会，在失去议会席位后，他觉得很难再愿意进入议会。不过，很遗憾，他后来成了内阁部长。他的书信吸引人之处在于触碰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学，这对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帮助。当他继任为财政部长后，他提过格莱德斯通先生对他很好，对他帮助很大。他十分苛刻地评论麦考利和培根的文章：“他们对古代哲学的评论大部分都极为浅薄无知，毫无理性、毫不通顺。对一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有着一种幼稚的、小丫头般的喜爱。很难想象，这种心态竟出自一个几乎四十岁的男人，我更相信麦考利充其量不过是个善于玩弄辞藻的人。”他说得有些地方挺对，有些地方不对，不过我们能看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根本不欣赏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刘易斯爵士没有意识到麦考利的天分。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读过麦考利的作品，可没几个人知道《政治观察和理性思维方法》和《早期罗马历史的可信度调查》。他最近出的书是他最好的一本，是他从1783年到1830年在大英政府统治时期，在《爱丁堡评论》发表的文章合集。在第十三卷历史书信中有这么句话：“太长，细节过多。”路易斯写到如果他把所有历史都记录下来，供现代人餐飨，十三卷都不够，得三十卷才行。
再有就是一些他对同时代的人的评述。他评论迪斯雷利说：“迪斯雷利攻击性较强，可一点儿都没说到正点。”对于罗伯特·皮尔他说：“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有多高，作为公众事务的领导者有多伟大，如果他不是一个领导，他的价值反倒很大。他的眼界不宽，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没有看到山雨欲来的改革。皮尔的死对皮尔派来说影响很大。格雷厄姆是伟大变革的受难者，当皮尔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去，只有他还一直和皮尔站在一起。对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这就像卸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下面一段话也许是对当代平民院最严厉的批评，我们用这句话结束本章。很遗憾乔治先生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单凭基督教就能阻止某些人出于私利攻击公众法律。
“我给托克维尔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目前的政治毫无危险可言，但人们的道德有危险。我告诉他这种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两院。人们道德沦丧为那些放弃理论信念的人找借口。只有颂扬坚守理论信念的人，社会道德才能提升。可是很多人宣扬道德都是出于个人目的。” ↑返回顶部↑
好多年过去了，这位老人越来越热切地希望看看祖国、看看故人，别等到无人可看再回去。而且他还有个很大胆的愿望——能够官复原职。他又搬到胡恩，至少是忧郁中的安慰，他离英国又近了一点。他给那位麻木不仁的国王写了一封请求信，希望能死在孩子们身旁。“已经七年了，”他请求道，“即便是犯了最大的罪过上帝也认为能够赎罪了。即便国王再不高兴，七年也够屈辱了，我不能承受也承受了。既然有人想让我死，我最大心愿就是能为自己选择死的地方。”
可事实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耻的国王根本没有搭理这个可怜的要求。胡恩是他颠沛流离的最后一个地方。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死在了那儿，身边没有亲朋，终年六十五岁。
克莱伦登公爵遭贬谪的故事告诉我们，政治家梦想破灭、心灵破碎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
“信上帝别信人！”
“信上帝别信国王！”
看看当代政治历史吧，看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他最近出版的《生活和信件》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政治家的生活。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被基督教堂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成就堪比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议会演说家的成就。他的成功归功于他高尚的道德和他的学术能力，没有哪位财政部长能像他那样激励国人。他演讲简单、直率、朴素，和格莱德斯通先生的预算、和迪斯雷利先生的演讲完全不是一路。在他的简洁和信仰里能感受到他对上帝是多么信任，同时也理解了他的结论是积极探究和理性思维的结果。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个人能平安地应对经济危机。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点儿，就能当上辉格党的领袖。也许他并不只是坚强精神的简单结合体。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文学特点和政治特征更是如此。和当财政大臣相比，他更愿意当《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事实上，编辑工作更对他的脾气。在文艺批评界，尤其在否定文艺批评理论方面，他都是领军人物。他对培根作品的评论见解独到，摒弃了内布尔的陈词滥调。他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合成，他带来的是光明，而不是粉饰。如果你熟悉纽曼博士最新力作《统一语法杂文》，就能从每页中看到完全矛盾的观点，你或许会对他的精神主导思想了解一二。他是传统习俗的破坏者，然而他没能留给后代子孙永久的丰碑。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他写信的时代，写信还是一种艺术，邮费很贵，人们不得不多挣钱才邮得起信。那时的信内容很充实，那种精神是后辈政治家和作家所欠缺的。他谈到同时代的人过于严肃，但也许人们实际上没有他写得那么严肃。单从他的文字上看，他的推理有些过分盲目，他写的是常识，但却透露出他是绝对的天才。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克里米亚的征战也不报任何希望。他无法欣赏和他不一样的天才，他不明白狄更斯和麦考利的作品为何永远受欢迎。他热爱文学甚于热爱政治，他很讨厌议会开会，在失去议会席位后，他觉得很难再愿意进入议会。不过，很遗憾，他后来成了内阁部长。他的书信吸引人之处在于触碰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学，这对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帮助。当他继任为财政部长后，他提过格莱德斯通先生对他很好，对他帮助很大。他十分苛刻地评论麦考利和培根的文章：“他们对古代哲学的评论大部分都极为浅薄无知，毫无理性、毫不通顺。对一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有着一种幼稚的、小丫头般的喜爱。很难想象，这种心态竟出自一个几乎四十岁的男人，我更相信麦考利充其量不过是个善于玩弄辞藻的人。”他说得有些地方挺对，有些地方不对，不过我们能看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根本不欣赏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刘易斯爵士没有意识到麦考利的天分。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读过麦考利的作品，可没几个人知道《政治观察和理性思维方法》和《早期罗马历史的可信度调查》。他最近出的书是他最好的一本，是他从1783年到1830年在大英政府统治时期，在《爱丁堡评论》发表的文章合集。在第十三卷历史书信中有这么句话：“太长，细节过多。”路易斯写到如果他把所有历史都记录下来，供现代人餐飨，十三卷都不够，得三十卷才行。
再有就是一些他对同时代的人的评述。他评论迪斯雷利说：“迪斯雷利攻击性较强，可一点儿都没说到正点。”对于罗伯特·皮尔他说：“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有多高，作为公众事务的领导者有多伟大，如果他不是一个领导，他的价值反倒很大。他的眼界不宽，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没有看到山雨欲来的改革。皮尔的死对皮尔派来说影响很大。格雷厄姆是伟大变革的受难者，当皮尔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去，只有他还一直和皮尔站在一起。对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这就像卸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下面一段话也许是对当代平民院最严厉的批评，我们用这句话结束本章。很遗憾乔治先生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单凭基督教就能阻止某些人出于私利攻击公众法律。
“我给托克维尔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目前的政治毫无危险可言，但人们的道德有危险。我告诉他这种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两院。人们道德沦丧为那些放弃理论信念的人找借口。只有颂扬坚守理论信念的人，社会道德才能提升。可是很多人宣扬道德都是出于个人目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