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画（10 / 15）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做疯话，当做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返回顶部↑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做疯话，当做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