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浩渺大洋上的航行巴黎的“替身”（11 / 11）
——《意大利》（《葡萄与风》）
流亡期间，聂鲁达曾在意大利小住。他称那段时期是“难忘的时光”。那里的一切，都在慷慨的赐予：鲜花、阳光，友谊、爱情。但是，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还有让人厌恶的：无处不在的警察。诗人成了他们跟踪的重要目标。
聂鲁达走遍欧洲，但他不是游客，而是战士。他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不倦地揭露、谴责独裁统治。这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魏地拉坐卧不宁，他通过智利驻外使馆要求意大利、法国等政府限制诗人的活动，直至把他驱逐出境。诗人不得不继续与警察打交道。
在威尼斯，盯梢的警察与诗人相距仅两米远。在那不勒斯，警察通知诗人必须当天离开意大利。这两桩事情，和它们喜剧式的结局，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和《意大利》一诗中已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实际上，这并不是仅有的两次。正如诗人所说，他到处都碰到警察跟踪，“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一次，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由那不勒斯乘火车去威尼斯，途经波伦亚。18世纪智利有位爱国学者莫里纳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1740—1829），智利长老、自然科学家。长老曾被流放到这里，并在这儿与世长辞。一上火车，诗人就对马蒂尔德动情地讲起这位不寻常的爱国者的苦难经历、英雄业绩。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艰辛的聂鲁达对莫里纳长老十分崇敬。
火车一进波伦亚站，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就走出包厢，俯身守在过道车窗前，想好好看看这座莫里纳长老度过最后岁月的城市。忽然，站台上有人在呼叫：“聂鲁达！”他们抬头一望，只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车窗外。车上跳下一队人，迅速地分头跑向各节车厢。
与警察周旋多年，颇有经验的聂鲁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马蒂尔德说：“警察在找我们。你回包厢去，我留在这儿。”马蒂尔德马上抽出随身带在包里的围巾，把一头红发遮了个严实。她走进包厢，坐到一个正入迷地看书的年轻人对面。她一边和年轻人拉话，一边掏出口红，仔细地抹起来。正在这时，有两个人走进包厢。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年纪很轻，个子挺矮，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聂鲁达相去甚远。对马蒂尔德，他们却没看一眼。一会儿，这两人下了车。聂鲁达一直脸朝外俯身守在窗前，没人注意到他。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汽笛声响，火车起动。诗人目送着那伙人下了火车，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回包厢。“全靠莫里纳长老保佑。”他说。确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要看长老生活过的城市而走出包厢，准会被上车搜查的人认出来。
甚至在马蒂尔德单独行动时，也因为聂鲁达的关系，不得不“享受”警察的特别“关照”。那是在那不勒斯，马蒂尔德的朋友萨拉送她上火车去罗马。临上车时，萨拉悄声告诉她：“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人‘护送’，有两个警察跟着你。”看到她一脸惊慌，萨拉安慰说：“他们把你当成共产党倒也不坏，他们因此会更尊重你。”火车开动了，马蒂尔德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动也不能动。每当她起身走动，警察也必定跟着站起来。
当马蒂尔德和聂鲁达在瑞士重逢时，她对诗人讲述了他们分手后自己极不顺利的卡普里之行。遇上风暴，她坐的驳船几乎被大浪打翻。而当她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回到栖身的海滨小旅馆时，等待她的却是警察，他们追问“聂鲁达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道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紧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马蒂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马蒂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马蒂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感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马蒂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马蒂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爱》：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诗人和马蒂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器著名。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器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流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出入。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马蒂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头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感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子。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进一家餐馆，点了菜。一会儿，一只鸡端上桌子。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道：“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鸡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感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马蒂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爱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马蒂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马蒂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点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头。他们按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头，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巴勃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马蒂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马蒂尔德的头发、眼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感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过了海关，一切顺利。载客上轮的小艇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响起了广播：“聂鲁达先生，请到边防检查站来！”他们默然相对，愣了一会儿。然后，聂鲁达微笑着走了。忽然，在等着上船的乘客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这声音相当大：“这是个共产党，煽动家。我知道他，我是智利人。”她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比头一个声音要响亮得多：“你真不知羞耻，夫人。身为智利人，你竟然辱骂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我是乌拉圭人，但我们都热爱这位所谓的煽动家！”谴责声越来越多，头一位夫人再没出声，她是个坐头等舱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只剩下马蒂尔德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她说，聂鲁达让她先上船，他随后就到。马蒂尔德不信任地望着小伙子。“不，”她回答，“不见巴勃罗，我不上船。”最后一只小艇要开了，人们朝她喊着，让她快上船，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眼前一亮：前面，就在不远的海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高举着一条白围巾，像挥动一面旗帜。“是巴勃罗，我的巴勃罗！”马蒂尔德立刻跨上正要离岸的最后一只小艇。警察局的小艇正送聂鲁达上大船。于是，两只小艇并排向海上驶去。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马蒂尔德看得出诗人非常难过，他受到重创。聂鲁达凝视着大海，凝视着即将远去的港口，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叫我去就是为了通知我。”警察相当客气，抱歉地说这是奉命行事，并允许他发表声明。在驱逐令上，聂鲁达写道，他一直热爱法国，为宣传法国文化他曾竭尽全力，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最后，”他说，“警察请我签字留念，多可笑！”
船启航了，诗人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凝视着远去的海港，以深沉的悲哀，与他所热爱的法国告别。 ↑返回顶部↑
流亡期间，聂鲁达曾在意大利小住。他称那段时期是“难忘的时光”。那里的一切，都在慷慨的赐予：鲜花、阳光，友谊、爱情。但是，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还有让人厌恶的：无处不在的警察。诗人成了他们跟踪的重要目标。
聂鲁达走遍欧洲，但他不是游客，而是战士。他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不倦地揭露、谴责独裁统治。这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魏地拉坐卧不宁，他通过智利驻外使馆要求意大利、法国等政府限制诗人的活动，直至把他驱逐出境。诗人不得不继续与警察打交道。
在威尼斯，盯梢的警察与诗人相距仅两米远。在那不勒斯，警察通知诗人必须当天离开意大利。这两桩事情，和它们喜剧式的结局，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和《意大利》一诗中已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实际上，这并不是仅有的两次。正如诗人所说，他到处都碰到警察跟踪，“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一次，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由那不勒斯乘火车去威尼斯，途经波伦亚。18世纪智利有位爱国学者莫里纳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1740—1829），智利长老、自然科学家。长老曾被流放到这里，并在这儿与世长辞。一上火车，诗人就对马蒂尔德动情地讲起这位不寻常的爱国者的苦难经历、英雄业绩。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艰辛的聂鲁达对莫里纳长老十分崇敬。
火车一进波伦亚站，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就走出包厢，俯身守在过道车窗前，想好好看看这座莫里纳长老度过最后岁月的城市。忽然，站台上有人在呼叫：“聂鲁达！”他们抬头一望，只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车窗外。车上跳下一队人，迅速地分头跑向各节车厢。
与警察周旋多年，颇有经验的聂鲁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马蒂尔德说：“警察在找我们。你回包厢去，我留在这儿。”马蒂尔德马上抽出随身带在包里的围巾，把一头红发遮了个严实。她走进包厢，坐到一个正入迷地看书的年轻人对面。她一边和年轻人拉话，一边掏出口红，仔细地抹起来。正在这时，有两个人走进包厢。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年纪很轻，个子挺矮，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聂鲁达相去甚远。对马蒂尔德，他们却没看一眼。一会儿，这两人下了车。聂鲁达一直脸朝外俯身守在窗前，没人注意到他。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汽笛声响，火车起动。诗人目送着那伙人下了火车，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回包厢。“全靠莫里纳长老保佑。”他说。确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要看长老生活过的城市而走出包厢，准会被上车搜查的人认出来。
甚至在马蒂尔德单独行动时，也因为聂鲁达的关系，不得不“享受”警察的特别“关照”。那是在那不勒斯，马蒂尔德的朋友萨拉送她上火车去罗马。临上车时，萨拉悄声告诉她：“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人‘护送’，有两个警察跟着你。”看到她一脸惊慌，萨拉安慰说：“他们把你当成共产党倒也不坏，他们因此会更尊重你。”火车开动了，马蒂尔德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动也不能动。每当她起身走动，警察也必定跟着站起来。
当马蒂尔德和聂鲁达在瑞士重逢时，她对诗人讲述了他们分手后自己极不顺利的卡普里之行。遇上风暴，她坐的驳船几乎被大浪打翻。而当她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回到栖身的海滨小旅馆时，等待她的却是警察，他们追问“聂鲁达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道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紧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马蒂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马蒂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马蒂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感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马蒂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马蒂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爱》：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诗人和马蒂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器著名。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器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流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出入。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马蒂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头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感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子。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进一家餐馆，点了菜。一会儿，一只鸡端上桌子。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道：“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鸡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感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马蒂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爱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马蒂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马蒂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点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头。他们按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头，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巴勃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马蒂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马蒂尔德的头发、眼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感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过了海关，一切顺利。载客上轮的小艇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响起了广播：“聂鲁达先生，请到边防检查站来！”他们默然相对，愣了一会儿。然后，聂鲁达微笑着走了。忽然，在等着上船的乘客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这声音相当大：“这是个共产党，煽动家。我知道他，我是智利人。”她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比头一个声音要响亮得多：“你真不知羞耻，夫人。身为智利人，你竟然辱骂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我是乌拉圭人，但我们都热爱这位所谓的煽动家！”谴责声越来越多，头一位夫人再没出声，她是个坐头等舱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只剩下马蒂尔德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她说，聂鲁达让她先上船，他随后就到。马蒂尔德不信任地望着小伙子。“不，”她回答，“不见巴勃罗，我不上船。”最后一只小艇要开了，人们朝她喊着，让她快上船，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眼前一亮：前面，就在不远的海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高举着一条白围巾，像挥动一面旗帜。“是巴勃罗，我的巴勃罗！”马蒂尔德立刻跨上正要离岸的最后一只小艇。警察局的小艇正送聂鲁达上大船。于是，两只小艇并排向海上驶去。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马蒂尔德看得出诗人非常难过，他受到重创。聂鲁达凝视着大海，凝视着即将远去的港口，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叫我去就是为了通知我。”警察相当客气，抱歉地说这是奉命行事，并允许他发表声明。在驱逐令上，聂鲁达写道，他一直热爱法国，为宣传法国文化他曾竭尽全力，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最后，”他说，“警察请我签字留念，多可笑！”
船启航了，诗人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凝视着远去的海港，以深沉的悲哀，与他所热爱的法国告别。 ↑返回顶部↑